韩国学生赵承熙枪击同学，造成惊天血案。事发后一段时间里，由于赵承熙脸部缺失，当地警方无法确定他的身份。然而该校一位英语系教授一听有“亚裔学生”持枪杀人，马上就联想到是他！因为赵平时行为孤僻，不仅不和美国校友来往，也不和韩国同胞来往。
没有任何外在原因的屠杀，很容易使人们认为赵是在某种心理问题驱使下作案的。但在他二十三年的生活中，精神病院或者心理咨询机构有没有介入他的生活呢？据报导，赵的一个长辈曾经说，他在小时候被诊断为“自闭症”。但此说没有得到证实。两年前，因为骚扰女同学，赵被送到一家私立医院作精神病鉴定，但不了了之。
一名叫罗伊的教师看过赵承熙在英文练习文章表现出的极端病态心理，感觉到恐惧，便向校管会报告，希望校管会关注这个学生。当时赵尚未公开威胁要伤害任何人，校管会对此也无能为力。罗伊曾经给赵单独作过几次心理辅导，但因为自己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只能建议赵去正式的心理咨询机构求助。赵不予理会，只能作罢。
在美国，心理健康的宣传深入人心，很多人都具备一些心理常识。赵的一些同学就感觉他有心理问题，并很认真地讨论过他是否会成为校园杀手！但问题是，直到血案发生，这个外行都有查觉的心理问题并没有专业机构予以介入。
这个案件令我想到前两年北京大学生安然杀人案。两起案件惊人相似，不仅都是出于变态心理，而且当事人身边的亲朋好友早就有警觉。于是我们要问，这个时候，最应该出现的心理咨询机构到哪里去了？
安然杀人案发生在2005年夏天。安然是北大医学部的学生。他在初中时已经表现出许多心理问题。高中时，一位老师对他妈妈说，你孩子可能有心理疾病，建议她送孩子求医。于是妈妈送他到北医六院心理科进行治疗。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心理治疗机构之一，咨询长达两年时间，因为安然要参加高考才停止。
到了大学后，安然仍然有许多异常表现，比如作实验时不打麻药，生割实验动物。平时买刀收藏在教室里，向同学炫耀。和同学交谈类似自言自语，大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难以沟通。一位女同学被他骚扰，告到校保卫科，留下过记录。这些与赵承熙案发前的表现何其相似。
安然的大学老师也认为他有心理疾病，并主动建议他去看病。有趣的是，这位老师向他推荐了同一家医院去治疗。但安然本人显然没有这个愿望。高中时候的安然由妈妈强制送去治疗。到了大学，母亲不再有强制力，他不仅不去北医六院，甚至不去学校开办的免费心理咨询室。
后来，云南发生了马加爵杀人案。安然的同学联想到他平时许多古怪行为，认为他也有类似的潜在危险，于是向校方写了联名信，要求学校为了保护同学的安全把安然清退，至少调离本班。但学校也是因为没有相关规定，无法满足同学们的要求。因为事先有这封联名信，后来搞得校方很被动。
终于，在去铁路某医院实习期间，安然砍死了一位崔姓同学。杀人的原因和赵承熙也惊人相似。赵在幻想中，认为自己是其中一个死者的男朋友。安然也是在幻想中，把被害人当成他的“情敌”。安然没有条件像赵承熙那样连续射出几十发子弹，但连续砍了受害人八十多刀！鲜血染红一段楼梯和墙壁。残忍性质完全一样。事后无论是在公安局作口供，还是在法庭上，安然都没讲清杀人动机，呈现出明显的心理问题。
案发后，有敏感的记者马上联想到该学的心理咨询室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专门去作了调查。咨询室的教师回复说，安然的同班同学曾经就他的问题前来求助，希望咨询师给一些建议。但因为当事人本身没来求助，他们也没有办法干预！
安然生活在中国的首善之区，心理咨询业最发达的地方。他的家长、教师和同学都觉察到他的心理问题很严重，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心理咨询上。可以说安然最后杀人，完全不是因为周围的人忽视了他的心理问题，恰恰相反，是心理咨询机构在最需要它起作用的时候束手无策！
赵承熙生活的美国是心理咨询业的大本营，咨询机构到处都是，五花八六的咨询流派据说多达四百来种。即使如此，他多年的心理问题也没有任何人来干预。
这种案件绝非孤例。赵承熙“韩侨”身份确定后，许多中国人长出一口气：原来不是咱们的同胞！他们似乎忘记了，1992年，一名叫卢刚的中国留学生就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物理系枪杀四人，然后自杀。现在这一事件还被拍成电影《暗物质》。两起案件除了死亡人数上的区别外，本质差别并不大。
还有更多的这类心理问题埋藏在这类刑事案中。比如不久前定案的邱兴华案。因为有精神病学家呼吁进行鉴定而引起很大争议。邱本人最后被心理学家确定为“变态人格”。可以说，举凡系列杀人案，罪犯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案例一：当事人小A，身材瘦小，性格孤僻。从小生活在强势母亲的控制下，事事由母亲作主。母亲经常斥责他软弱、无能，导致他高度自卑。
后来，小A与母亲安排的某女青年结婚。婚后感觉压力极大，承受不住。但母亲认为这只是他性格软弱而已，不予理会。某日夜间，小A杀死新婚妻子然后自杀。行凶时，平时看似“胆小如鼠”的小A用菜刀砍断妻子的脖子，现场惨不忍睹。
除了因为睡眠不良去医院问诊以外，小A从未主动去任何心理咨询机构求助。因此，该案件根本没有进入心理咨询的视野。
类似这种案件在刑事案中比例并不小。犯罪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激情犯罪”，就是没有什么明确的利益动机，一怒之下发生的犯罪现象。这个“激情”不是心理学术语，而是犯罪学术语。从心理学角度看，能够驱使人们杀人放火的“激情”无不属于病态。
这两起案件突出反映了目前主流心理咨询的根本问题。从弗洛伊德草创开始，经由阿德勒、荣格、弗伦齐、霍妮、弗洛姆这些人发展，现代心理咨询的主流是由一群原精神病医生建立的。虽然后来陆续有学院派心理学家、教师、社会工作者，甚至神职人员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但它的基本理论和机制从未改变，那就是继承了医院“不问不理”的机制：当事人不求助，咨询师就不能干预。即使当事人求助，但如果他自己中断咨询，咨询师也不能追过去干预。
目前，这些心理咨询前辈的著作大多已经被翻译过来。读过之后你会发生，里面充塞着大量咨询案例，但几乎没有类似于赵承熙、马加爵、邱兴华这样的案例。原因很简单，不管这些大师知识多么渊博，洞察力多么深刻，他们的实践基础就是自己的咨询室。如果一个人尽管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就是不求助，那么这种心理问题就是传统心理咨询的肓点。
事实上，绝非所有心理问题都会导致求助行为。我们可以根据是否能导致当事人求助，把各种心理问题分成C类（COME）和G类（GO）。属于C类的心理问题有：失眠、抑郁症、强迫症、婚姻恋爱问题、职业选择问题等等。有这类问题的人通常会积极求助。而且，周围的人也会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予以同情。至少，他们不会干扰他人的生活，令人反感。
而高度自我中心，反社会人格障碍，偏执人格，迫害妄想等心理问题，当事人难以体会他人的感受，仇视社会机构，怀疑周围人都在迫害自己，自然也不会相信心理医生。只要是导致重大群死群伤事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连环杀手，哪个不是有这些心理问题？但你能指望他们主动做心理咨询吗？
因为主流心理咨询这种“不问不理”的机制，许多很严重的心理问题都被忽视了。比如，人们压力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影响心理健康。但现在人们只强调压力过大。因为压力大会促使当事人求助。但没有谁会因为百无聊赖而求助。事实上，在某些主动失业者、啃老族、退休老人身上，因为压力过小导致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
再比如网瘾，也是典型的“G类”心理问题。现在人们只重视青少年的网瘾，甚至认为它只是一个青少年中才存在的问题。其实许多三四十岁的成年人已经深陷在网瘾中。但是，几乎所有有网瘾问题的人都不会主动求助。如果某个青少年陷入网瘾，他的父母会强制性地带他去求助。而成年人如果陷入网瘾，他自己不去求助，家属也无法强制他去咨询。于是，成年人网瘾问题就在目前心理咨询的记录很少出现。
案例二，当事人B是一名三十岁男子。陷入网瘾数年之久，每天上网十个小时左右，已经完全不工作，靠父亲供养。妻子为此带着孩子离了婚。后来，这位女士和她的“前婆婆”一起来某咨询机构咨询。她说，自己还爱着孩子的父亲，如果咨询师能够解决他的网瘾问题，她还会和他复婚。“前婆婆”也希望咨询师能帮助自己的儿子。但咨询师只能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当事人自己坚决不来，咨询师又有什么办法呢？
还有，家庭暴力也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在这类问题中，施暴方显然有明显的心理问题。但目前去心理咨询机构求助的几乎都是受害方，施暴方根本不露面，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咨询师对此也科无能为力。
案例三，当事人C是一名青年保安员。性格粗暴。因为琐事，经常威胁杀死家人。他的姐姐劝阻他，他就威胁要杀死外甥。家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多次报警。但警方接报后调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只是家庭成员之间争吵，无法立案处理。这家人因为感觉处在威胁中前去咨询。
除此之外，属于“G类”的心理问题还有赌博成瘾，酒精中毒等等。这些问题的当事人几乎没有主动求助的记录。
相比于之下，“G类”心理问题往往更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一个有着G类心理问题的人，即使不杀人不放火，也总会给亲朋好友带来许多困扰，搞得家庭不和，四邻不安。但如果他们的行为没有触碰到法律的界限，司法部门又无法干预。这类问题等于没有人处理。
甚至，即使“C类”心理问题，早咨询也比晚咨询效果强许多。天津格莱德心理咨询公司刘艳梅咨询师说，人们往往在矛盾激化后才来咨询。比如孩子已经离家出走，或者婚姻已经面临破裂。接手这些个案时她都抱着婉惜的态度。因为当事人如果早些来咨询，完全可以避免这些事发生。
有人认为，如果马加爵、赵承熙这些人身边的人多关心他们一些，是否就不会发生这类案件呢？每次这类案件发生后，就会有媒体在报导中夸大当事人的痛苦。他们把这些当事人留下的某些充满“深仇大恨”的文字当成证据，认为这么严重的暴力行为肯定是出于“走投无路”。
这其实是对这些心理问题的无知。“G类”心理问题往往当事人并没有很深的痛苦体验，反而却让周围的人倍感困扰。这类心理问题导致的行为总会伤害到周围人，所以很难引起别人的同情。试想，当你身边的某个人经常拿出小刀比比划划，或者威胁要杀掉你时，你是想到去关心他的“孤独”，还是本能地保护自己？
1995年五月，美国哈佛大学发生了一起惨案。十九岁越南裔女大学生何芳庄被室友杀害，凶手随后自缢。这个室友来自埃塞俄比亚，因为性格怪异，同学中没人愿意和她相处。何芳庄被调来和她一屋后，也因为磨擦过多，提出换房申请。然而在申请被批复之前就发生了血案。
在某些G类案例中，甚至当事人的家属都避之唯恐不及，何况其他人。案例四：某女士D向咨询师咨询。她的姐姐移民海外。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打越洋电话向D倾诉。内容都属鸡毛蒜皮的小事。由于时差，电话经常在半夜打来，D女士不胜其扰。她曾经对这位姐姐抱怨，希望对方能够象成年人一样自己处理这些问题。但姐姐认为这是妹妹绝情、不关心自己。如果D女士在电话里向姐姐诉说自己的一些生活问题，D女士就会马上打断，说这些事与己无关，不必多谈。
D女士前来咨询，并不是想找到办法改变姐姐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她认为姐姐从小就这样以自己为中心，现在已经是成年人，无可改变。她只是觉得和这样的姐姐多年相处，自己很痛苦，想和姐姐脱离关系，但又拿不定主意。希望能从咨询师这里得到鼓励。
像这类搞得四邻不安的变态心理现象，其实生活中很多见，而心理咨询室里却不多见，因为问题的当事人并不求助。
由于只能在咨询室等人上门，传统心理咨询赖以形成自己理论的经验基础，其实就是来访者单方面对问题的陈述。而这些陈述的真实性如何？咨询师无法核实。比如，弗洛伊德最初建立精神分析时，一些成年女子在分析室里告诉他，自己幼年时被男性长辈强奸过！这种陈述如果属实，那就不仅是心理问题，而且是法律问题。在今天，它也是社工所要处理的问题。
弗洛伊德开始认为这些陈述确有其事。后来因为很多女性来访者都作类似的陈述，弗洛伊德怀疑这是她们自己的性幻想，只是投射到了某个亲属身上。但无论是开始的相信，还是后来的怀疑，其实都没有什么直接证据。因为以他一个医生的身份无力作这种调查。即使调查，调查对象也不可能配合。
仅靠“不问不理”制度运行的医学类心理咨询很少接触到“G类”心理问题，也往往解决不好“C类”心理问题。这就提示我们，这种“不问不理”的心理咨询是否能够包打一切？是否应该有更积极更主动的心理咨询模式？ |
| 文/郑军 |
